放在平扁的肚皮上，凝视着维克多-亨利。他用正式的、低沉的语调说：“上校，我命令你把‘迪斯朗八号’组成一个反潜艇的屏护部队，立即出海去举行实地操练演习。这包括把屏护部队安排在你可能遇到的协同合作的运输船周围。自然，要避免对任何发现你们的敌舰进行挑衅。我命令你保持最高限度的机密，最低限度的文字记录。因此，我只给你下口头命令。你也要照样行事。”

“明白了，将军。”

一阵冷冷的微笑使欧纳斯特-金的一边嘴巴动了动。然后他又恢复了平时的腔调。“完全是瞎胡闹，可故事应该这样编造。万一出了事故，那就个个都得受绞刑。好，没旁的话了。”

即便在三月的北大西洋上，即便在一条驱逐舰里，即便在干着这样奇特而又充满风险的差事，回到海上还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帕格整天在“普伦克特号”的舰桥上踱来踱去。他是个幸福的人，而且睡在船舱里，旁边挂着航路图。

在晴朗的夜晚，不管寒风多么凛冽，海上浪涛多么大，饭后他总独自在天桥上待几个小时。广阔、黑暗的海洋，不断流动着的纯洁空气，以及拱在他头上的繁星，总使他觉得圣经里所说的圣灵正在海面上徘徊。多年来，海上夜景所启发的宗教上的敬畏之心甚至比童年所学的圣经更使亨利上校坚持对上帝的信仰。他从没对任何人谈过这一点——连对老朋友中当牧师的，他都没谈过；谈了他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感到讨厌，因为连那些人对上帝究竟认真到怎样程度他也没把握。在这次航程中，维克多-亨利认为万能的主象往常一样，始终存在于漆黑的、布满繁星的宇宙中。它的存在是真实的，可喜的，只是令人不安地难以逆料。

帕格正式的名义是这次“演习”的观察员，他就严格按照这个身份行事。指挥工作就完全由驱逐舰屏护部队的司令官负责。他只干预过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会合后的第二天，在水平线上横排着的一长列商船遇到一场暴风雪。从哨岗下来的-望哨满身挂着冰柱，几乎动弹不了。在黑色巨浪的颠簸下，相隔一英里的运输船都彼此望不见。在锯齿形航线中，发生了几次轻微碰撞船和险些撞船的事故，帕格接到报告之后，就把屏护部队的鲍德温司令官和英国方面的联络官找到他的舱房里。

“我在计算，”他指着航路图说，身子很难在转椅上坐稳。”要是直线前进，咱们可以把航程缩短半天。自然，海洋里可能会有德国潜艇，可是也可能没有。他们要是有意要突破十五条美国驱逐舰组成的屏护部队，那么，有这样七十一个慢慢爬行的巨大目标，靠锯齿形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咱们干脆直奔贝克尔角，尽快把这个烫手的土豆交出去，再马上开溜。”

鲍德温司令官抹了抹冻得硬梆梆的兜帽下边红眉毛上的雪，咧嘴笑了笑说：“上校，我同意。”

烟锅朝下吸着烟斗的英国信号官是个安详的矮个儿，刚从风雪交加的舰桥上赶了来。帕格对他说：”给你们准将打个旗号：停止锯齿形航行。”

“好的，好的，长官。”英国人把叼着烟斗的嘴巴抿紧了一点，作出高兴的样子。

维克多-亨利和鲍德温司令官每天都在舱房里用托盘吃早饭，研究着万一遭到德国人进攻时的行动方案。参加屏护部队的舰只每天早晨都举行使帕格生气的松松垮垮的战斗演习，他很想接过来，把这些部队好好操练一番，但当前最重要的还是使这次行动保持四平八稳，所以他什么也没做。第一批租借法案的护航船队正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笔直向东破浪前进。船队的一半航程都是在恶劣气候的笼罩之下。遇到晴朗的白云和月光皎洁的夜晚，维克多-亨利总和衣醒在那里，成加仑地喝着咖啡，烟抽得嗓子都疼了。有时就坐在船长的椅子上打个盹。究竟是德国潜艇看见了船队但由于有美国驱逐舰在前边屏护而没敢动手呢，还是船队是在没被发觉的情况下通过的，维克多-亨利永远也不会知道。总之，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风险的情况下顺利到达了贝克尔角——那是广阔、空旷的海洋上经纬度的一个交叉点。

一轮孱弱无力的黄色太阳正在升起。船队在到处漂着碎冰块的荒凉黑色洋面上，在珍珠色的天空下，开始编成十英里见方的队形，等待着英国人。维克多-亨利站在天桥上朝东凝望，希望“普伦克特号”上的领航员熟悉他的本行。从柏林回来以后，他从来没这么畅快过。他读了不少他那本出海时携带的、发了霉的莎士比亚全集，补办了满满一匣子的公文，又睡得足足的，身子象过去那样适应着驱逐舰的摇荡。过了三个小时，水平线上出现了首先到达的舰只，在正东方，是一条四个烟囱的老式美国军舰。随着形形色色的英国派来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陆续跟上，领队的军舰就闪动起黄色的灯光。一个信号兵匆匆跑上天桥，递上一张用铅笔写得很潦草的条子：“感谢美国人食橱已光。”帕格低声地说：“给他回电：好好进餐，后边还有签上：胡巴德妈妈。1”

1英国童话中，同情病弱的慈祥老妪。最早见于十六世纪英国诗人斯宾塞的诗作中。

咧嘴笑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