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神志倒还清醒，不过吓呆了，脸色发青。过了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才转过来，两眼又恢复了那种活跃而调皮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老天爷，真把我摔得头昏眼花，拜伦。我想这下子可完蛋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哎呀，真吓死人。我没事儿了，扶我起来吧。”

她走起来一瘸一拐。她说左腿膝盖不听使唤。她挽住了他的胳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靠到他的身上。拜伦曾劝过她别去爬那腐朽的楼梯，这一笑就算认了错，他当然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很担心她的伤，同时也还一直为她随口透露的前天晚上和斯鲁特一直呆到清晨这件事生气。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河边这座阳光灿烂、洋溢着苹果芳香的果园里，有这个姑娘倚在他的身上，对拜伦来说，简直就是世上他所渴望的最大幸福。就这么搂着她，也比任何别的姑娘给过他的任何快乐还要甜蜜。凡是一个姑娘身上使人想望的东西——谜一样的目光，面颊上柔和的线条，动人的嘴唇，突然迷人的一笑，丰满的身材和细嫩的皮肤——对拜伦说来，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全身就是由这些可爱的优点所构成，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不错，她出身于梅德捷斯的奇怪的犹太家庭，她显然是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冷酷男子的情妇，她不过是个身体结实的普通姑娘——她身子的确很重，这时正倚在他的身上，一瘸一拐地走着——脾气有些执拗，并有顽皮姑娘的那种并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粗野的逞能劲儿，所有这些缺点恰恰使她成为娜塔丽-杰斯特罗，而不是那个他十一二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十全十美的姑娘。他的十全十美的姑娘实际上和大多数男孩子所梦想的姑娘一样，得是个金发碧眼女郎，有点儿性欲狂。现在她已经消失，这个带刺儿的褐色犹太姑娘占了她的位置。这里只有他们两人，在波兰南部一条小河的岸边，在金色的阳光之下，在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之间，一英里之内看不到任何房子。

“回去得走多半天啊！”她说。

“我试试把你背回去。”

“什么，背我这么个大个儿？得把你压扁了。我要是不长这么胖就好了。这可真让人讨厌死了。”

“我不觉得讨厌，”拜伦说。

他们走过一条没人使的平底船，船里有半舱水。“咱们把这个利用一下，”他说着，就把船翻转过来，倒掉了水。娜塔丽感激地看着他独个儿把船拖了下去。“没桨呀。”她说。

“咱们可以顺着水漂。”

他用船里的一块粗长木板，把握着船的方向，既拿它当舵又拿它当篙。河水流得十分缓慢，黑乎乎的简直象油一样平静。娜塔丽面对着拜伦坐在船头，鞋子浸在渗进来的水里。当他们漂过那个墓地的时候，娜塔丽说：“大概我的祖先都在那里，没葬在巴勒斯坦的就都在这里了。”

“或者在埃及，或者在美索不达米亚，”拜伦说。

娜塔丽耸耸肩膀。“我不知道。勃拉尼，这是个荒凉的地方。”

“你是说梅德捷斯？”

“我是说波兰。我真高兴祖父和祖母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他把船在靠近村子的地方停下来。她爬上岸，慢慢地走着，不再瘸了。这个地方没有医生，她说，她也不愿意让人为她这个摔伤的美国堂妹紧张。她想等明天到了克拉科夫再包扎膝盖。所以村里没有人发现她出了事儿。

拜伦想打听打听有关战争局势的消息。梅德捷斯只有一台能听的收音机，另外几台已经坏了。能听的这台是神父的。拉比用他那种好不容易才能听懂的犹太德语对拜伦说，华沙最近广播的消息倒是令人高兴的：英国首相已经回国度周末了，看来危机已经过去。“汉德逊，汉德逊，”拉比说“汉德逊和希特勒谈判了。”他狡猾地眨了眨眼，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表示在作金钱交易。

这场婚礼使拜伦恨不得自己变成个作家，能够把它记载下来；也恨不得变成个犹太人，能够完全理解它。这种庄严和吵闹的混合使他难以理解。据他所知，除掉最后的扔鞋、撒米之外，端庄、谦恭应该是婚礼的精髓。但是梅德捷斯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穿戴了最好的服饰，女人是大鹅绒的衣裙，男人是黑色锦缎外套，或是城里人穿的礼服——好象不懂得什么是端庄。他们拥挤着，闲谈着，突然唱起来；他们围住蒙着面纱静静地坐在那儿的新娘，起劲地谈论她；他们跳舞；他们在房子里和大街上到处乱走，表演着一些奇怪的小仪式；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到一把椅子上，发表一段演说或唱一夜歌，客人们就狂笑起来，拚命地喊叫。脸色苍白的新郎，穿了一件白袍子，头戴一顶黑礼帽，看来快要晕倒了。拜伦作为一个美国客人，在长长的男宾席上坐在新郎的旁边，这是个荣誉座位。当他拿着一盘点心请新郎吃的时候，才偶然知道，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已经斋戒二十四小时了，现在仍在斋期。可是在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敞开肚子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喝。

拜伦也和其他人一样，又吃又喝，感到真是痛快极了，不过到这时他还不能断定婚礼仪式是否算已经完毕。午夜临近时，客人们忽然都严肃起来。在一个院子里，在一轮明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