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投入到各项事业中。

刘衍还留下了五十多户人口在王家庄内，将这些新人全部收为王家庄军户，不过仍让他们在堡外建房居住。此时王家庄堡内的居住人口已经饱和，而且堡内还要留一些地方出来做公共建筑，比如建一些庙，戏台，牌坊，军功庙祠之类的。如果这些人全部进入堡内居住，肯定是非常的拥挤。

刘衍让堡内的工匠们沿着王家庄外规划了几片土地出来，沿着堡的外面建了几个营房，等以后钱粮多了，人口多了，再考虑建个新堡墙吧。

刘衍发下通知，让各哨墩军每天加强训练，余者军户仍是继续开垦土地，喂猪种菜，晒盐场和肥皂工坊、酒坊、火器督造处、兵甲督造处等工坊也是一样加班加点的劳作着，吗，性价比，在刘衍治下的军户没有一个人可以偷懒。当然，刘衍给予这些军户的工钱待遇也是更好的，远比其他百户所要高出不少，所以各处的军户百姓虽然劳作辛苦，可是却没人有怨言，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的做事。

来自后世的刘衍当然知道根据地的重要，眼下剿匪所得是可以养一些兵马，不过当有一天外需疲惫时，养兵养人的钱粮就需要自己地盘人口带动了，所以自己土地的经营不能松懈，不论是晒盐场、肥皂工坊、酒坊，还是火器督造处、兵甲督造处，都要继续发展壮大，人口也是多多益善。

而就在刘衍一面派兵剿匪，一面开始收容灾民、流民的时候，随着王家庄各处人口的增长与名气的悄悄传扬，有一些商人找到了刘衍，希望能让他们在大盘堡和王家庄内开设店铺。

不说现在大盘堡、王家庄堡内土地紧张，就算这些商人在堡内买地盖房可以让刘衍赚一些钱，刘衍也不稀罕。

对于明末的商人，刘衍一向是满怀戒心的！九边各镇许多商户都是建奴鞑子的细作，就算不是细作，也经常向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情报，万历末年的铁岭、开源、抚顺、辽阳等地陷落，就是坏在内贼的开门应和上。

刘衍可不希望这样的命运有一天出现在自己王家庄内。

不过有些商人贩卖的货物又是自己需要的，刘衍经过仔细的考虑后，决定实行审验制，建立商人市籍制度。

刘衍规定这些商人只许在大盘堡和王家庄外围修建店铺，沿着大道两侧买地设店，而且需要拿着自己的户贴向王家庄百户所申请市籍开业保证书，登记批准后，方才取得在堡外居住的权利。同时这些商人还要向刘衍交纳一定的租税，才准在城外建立商店，从事商业贩卖等经营业务。

这种商人市籍制度曾在明初实行，不过到了明中期、明后期后，这种市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

而且大明各地官商结合的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官就是商，商就是官，特别是那些东林党人，更是如此。许多大商人都是官员家族子弟，在朝中甚至有他们的代言人，比如晋商，京商，徽商，就算各地的中等商人，也普遍与当地官吏乡绅有着密切的联系。

刘衍对此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此时时局崩坏的原因之一。况且大明的商税非常底，明初就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万历十年又有规定，铺行下三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所以明朝的商人负担是非常轻的，再加上官商结合，所以明末的商人势力高涨，嚣张非常，动不动就罢行罢市，以此要挟官府。

刘衍的事业虽然刚刚起步，但是也要防患未来这样的事情出现，晋商之事更让刘衍心生警惕，那些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卖国求荣，其道德之败坏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所以刘衍要对商人们严格管理，每几个月定期审核，这事情就交给赵民去办了。赵民本就是书吏出身，又在王家庄百户所这么多年，对这些事情还是精通的。

此外随着这些商人的到来，也触动了刘衍的灵感，王家庄各处随着军户人口的增加，对各样的食盐、布匹、药品、茶叶、茶油等日用品需求还是多的，往日只有一些货郎担挑些针头线脑、染料剪勺等小杂货到堡外贩卖，就算是王家庄内也只有万福油坊等一些店铺而已，远远不能满足军户们的需求。

刘衍打算在王家庄几里外开辟一个贸易集市，以后方圆的军户百姓，每逢一、四、七日等日子，都可挑些农副产品前来赶圩，自己堡内也正好购买一些有用的物质。

见刘衍对自己这样的态度，那些商人自然不满，来到王家庄的不可能是什么大商人，不过他们有能力买地设店，自然有一定的实力。这些商人大多是夏河寨前千户所各地的乡绅子弟或是大户人家出身，一向在灵山卫各地非常吃得开，却没想到在刘衍这里碰了钉子。

刘衍这样的态度，不可避免得罪了他们与他们身后的势力，不过他们怎么想，刘衍却不屑理会。以现在刘衍手中的兵马实力，即便是面对灵山卫的一些上官，刘衍也有底气据理力争。

只是王家庄现在的人口与财富，却是一个很大的客源，这些商人们思前想后，还是得按照刘衍的说法去做，老老